但李光富甚至还有点小得意，因为在采购团中他的价格还算低的了——稍微算算就知道了，按照14亿美元购买250万吨计算，单价相当于4635元吨。

他默默安慰自己，价格高点就高点吧。水涨船高，大豆价格涨了，豆油和副产品豆粕的价格也会同步上涨的，成本推升嘛，反正可以将涨价的部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采购价是高了一点，那就是少赚一点喽。

这么一想，他就释然了，脸上重新露出了微笑。

其实李光富也知道，大豆买基差的贸易方式，虽然看起来对自己这种买方有利，但其实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买方在选择期货价格时必然要对未来价格趋势进行判断，而判断就可能有失误。

之所以国际通行这种交易方式，是因为可以把风险对冲出去。

一般的做法就是在基于商品交易所某某合约之上，加减多少钱就签合同了，剩下的风险就到期货市场套保，譬如现货多头、期货则空头，这样一来，买家锁定的就是基差了，期货涨跌对他没有太大影响了。

可惜，且不说李光富对期货这个东西并不熟悉，即使在国内期货交易所交易，也仅仅是为了买货，呃，就跟从农民手里买货没什么两样。

再说了，就算他想通过期货套期保值又怎样，境外期货又不能做。

说起这个，就涉及到国内企业开展境外期货套保业务的资格问题了。

因为94年以前，境外期货交易不受限制，但由于监管不力，导致大量外汇和国有资产流失，于是国家干脆一刀切，停止所有期货经纪机构的境外期货业务，其后只有国有企业能经过批准开展境外期货套保业务，但即使是国企，资格获批的难度也极大。

事实上，即使再过十年，国内对境外期货交易的限制之严格，也是出乎想象的。

监管的难度是大为降低了，但相应的企业利用境外期货防范风险的能力也大为降低了。

李光富的北农豆业因为缺乏资格，也无法在芝加哥交易所进行套保，去年国内的交易所也取消了进口大豆的品种，因此，在以期货价格交易的国际大豆市场，北农豆业等国内企业基本处于“裸战”状态。

不是谁都能像齐政一样能在国外另起炉灶的，这不仅仅是资金问题，最关键的反而是人才的问题。

姜平的对冲基金在过年期间，大豆价格刚冲上1000美分蒲式耳时，就开始将持有的期货合约卖出平仓，开始反手“做空”大豆期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