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很仔细，但考虑并不全面充分，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唐代均田制规定，丁男与中男，每人受田一百亩。唐初，唐太宗幸灵口，就是后世陕西临潼县境，见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

一丁三十亩地，引来皇帝亲自关注。

到了宋代，丁口土地标准大大降低了，这与人口滋长，国势日绌有关，除了蜀中，两浙，福建，其余地区一丁大概就在四十亩的水平。

一户两丁，基本是大宋最小的家庭单位了，因此将百亩家庭就算地主阶层，有点以今论古，偷换概念的意思。

宋代承唐制，不过税制开始有人进行地方探索改革，总体从以前的二十八税，渐渐归结为大体两门——田赋和丁银。

田赋一夫四十亩出米四石，也就是亩输一斗，从书面上看，实际上是相当低的。

而且就算是这样的田赋，实际上也收不起来，一般国家只能收上来三分之一。

为什么呢？因为农人其它负担太重了。

一夫四十亩，一年种得一年之食，苏油将之称为“温饱线”。

国家负担沉重的原因，就是温饱线下的人口，太多了。

而且越来越多的农人，因为兼并失去土地，只能靠租种生存。

租地利息，青黄不接，遭遇饥荒的时候，高达收益的八成，一般年景，是收益的对半，立刻将农人从“温饱线”打压到“饥饿线”上。

吕惠卿曾和赵顼谈及自家的收益：“苏州，臣等皆有田在，彼一贯钱典得一亩，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百五十钱。”

这就是苏油来到大宋后，看不起田地收益的原因，可龙里苏家两百亩地公田到现在也没有增加。

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就不是如此了，一亩放租收百五十钱，那我们搞个几千上万亩不就妥了吗？

吕惠卿的话在皇帝面前肯定打了埋伏，而且故意回避了事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