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对很多新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产物，进行了详细说明，包括了国家大型企业如钢铁厂，造船厂的运转模式；大型私人资本企业如毛纺厂、皮革厂、机械厂的运转模式；新兴金融手段如定活期存款，汇票，保险业务等的研究分析；甚至连海外殖民地、捕鲸业、新型牧场、家庭式新式立体农业，都做了论述。

最后得到的观点，就是大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提高了大宋每一个人的人均“社会生产效率”。

生产的另一面是消费，作为两任宰执，王安石对国家收入的来源与分配也做了详尽描述，尤其详细地描述了自元丰以来，国家的开源节流的具体措施。

但是书中还是保持了儒家的保守，对苏油让宗室自立，成为“民力”的组成部分，表示了赞同，但是同时又提出了“与民争利”的问题。

而且王安石悲观地认为，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掠夺。

他认为自己早期新法的失败之处，其症结就在“取民利与国”。

而现在大宋的经济走势，让他又产生了大宋正一步步走向“取民利与权贵”的担忧。

第一千四百九十八章 新宫

书只写到了这里，当时苏油还没有向高滔滔建议分割四通，“以宗室入四民”；章惇还没有提出“税制倒挂”，“量产为税”。

王安石自己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希望从统治阶级的“仁善”“爱人”等道德要求来解决。

章惇在领悟到苏油的对辽经济手段之后，回去重读此书，越读越是心惊，也读出了很多困惑，因此经常与苏油进行探讨。

其中章惇最反对的就是安石相公关于国家支出这部分的描述，认为安石相公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国家安全。

而章惇心目中的国家安全，可不光光是保卫国土不被侵犯，还包括了定期打击周边势力组建的军事力量，甚至将此过程中造成的军力损失都算到了国家成本支出上头去。

这娃就是骨子里边的鹰派，这才多收了三五斗，就已经开始萌发后世帝国主义思想和霸权主义的思想雏形，认为大宋周边的势力，凡是不当舔狗者，就该统统杀光。

这又有些过分了。

于是苏油一路又跟他掰扯这个运维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