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尚羞之，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

应当说，这篇谢表里边，充满了抱怨之意，监察御史董敦逸立即弹劾：

“窃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辞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

怨躁轻狂，不可缕数。

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

当时有所建白，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权门，动摇言路。

幸陛下圣明，察其疏缪，止令罢职，示朝廷之宽恩也。

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

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

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乞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

等到苏轼所拟的《放免天下积欠诏》传至洛阳，程颐读罢，终于彻底息了争竞之心，绝了入朝之念。

他能够做到的，苏轼能够做到；苏轼以自身仕途断绝为代价，为天下贫民请命，最后得以施行，这样的举动，却不是他想得到的，更不是他做得到的。

此事之后，他再也没有和苏轼竞争士林领袖的资格。

说得亮堂，不如做得亮堂。

苏轼是真正的光风霁月，而程颐，始终摆脱不了“伪君子”的嫌疑。

因此只要苏轼不相，他就不可能再有入仕的机会，否则必然被士林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