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警官年近五十，半边的头发花白了，身姿依旧挺拔，穿着平常的衣服，上下扫视两眼阮氏竹，走到水池边拧开了水龙头。

“阮氏竹。”他边洗手边感叹，“长大了。”

他洗好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手，兀自笑了笑，问：“有十八岁了吧？”

阮氏竹说“有”，罗邱淇从他不自然的声线中听出畏怯的意味。

“阿彩呢？”陈警官又问他，“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

“我看着也挺好的，是在做女佣吧？”陈警官说，“那户人家我认识，父母还好，儿子不大正派，有空你俩见面了，告诉她离他远点——手里捧的什么东西？”

“骨灰盒。”阮氏竹说。

陈警官诧异地抬眼：“骨灰盒？”

“是我的马……”

“是这样的，陈警官，”女警抢在前面解释，“先前我们传过传真给您，讲过这起案件，当时情况比较另类，所以传真上可能写得不是很详尽。”

“我知道了，”陈警官再次命令阮氏竹，“你现在跟我去一趟办公室。”

阮氏竹双手抱住骨灰盒，显得肩缩得很窄，他跟在陈警官身后走了两步，停下脚步回头看罗邱淇。

罗邱淇时常能从阮氏竹身上感受到他正在承受的惊恐不安、惶惑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