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时间前的一刻钟，我看见道格拉斯修士走出告解室，然后和他一道去了餐厅。他什么也没有吃，”一个修士回忆说，“但并不像是身体不舒服的模样，我打手语问，道格拉斯没有理睬我。”

那么，根据上述证词，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道格拉斯今天不知为何心情烦躁，一次次拒绝了“好友”的同行邀请，在夕祷过后独自前往无人的告解室进行告解。离开告解室后，与他有过接触的人普遍认为他的状态不正常（中毒的反应？）回房不久后，道格拉斯在密闭房间里死于过敏性休克。

没有人看见或听见有外人进出死者道格拉斯的房间，而内锁的窗户和位于四楼的房间几乎可以直接排除其他方法入室的可能性。密室环境只是凶手误导警方的手段，第一案发现场大有可能不在房间里，那么，夕祷和晚餐之间这段道格拉斯在告解室的时间似乎很值得注意。然而，结合路易和那位神父的说法，整个下午，告解室空无一人，道格拉斯只能向空气告解。

这种事在一些教堂（比如泽维尔常去的那个，因为帘子完全隔断了两边的空间）有可能发生，但修道院告解室里的纱窗至少足以让人看见对面的人影。

这就意味着或许有一个值班表记录之外的人填补了空缺，坐在告解室另一头聆听忏悔。而很可能正是在这时候，这个无名之人给死者注射了某种致敏药物，但如何让死者心甘情愿伸出手又成了疑问之一。

“显然是个受死者信任的人，比如，医生？”警员安迪说。

“不如说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人，”泽维尔说，“这个人有正当的前往告解室的理由，出现在那里和空气一样自然，像列车员之于火车——那种在你面前走来走去也不会引起注意的人。”

由于从藏书阁的窗户能看到告解室那边的情况，泽维尔转而问加文有没有注意到任何人进出，加文茫然地摇头：“抱歉，我常坐的那个位置不容易看见窗外……而且我也从没有在意过窗外发生什么。”

“好的，谢谢您。”

单独谈话结束之后，泽维尔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个凶手的形象。他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可信赖的，而且有出入各个地方的自由。他或许不算顶有经验，但至少够聪明，而且对药毒物学有所了解，唯独差点运气，”泽维尔说，“事实上，对于死者这种情况，并非每次都能在尸体体表看见大泡或红斑等直接指向过敏的特征，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完全可能什么也没有。酷似哮喘的症状甚至足以影响法医的判断——尤其在死者本身就是哮喘患者的情况下。再加上没有嫌疑人以及密室情景的误导，粗心的警方可能会直接以意外定案，不会再交由药毒物学检测。”

“没有嫌疑人？泽维尔先生，我有异议。这里明显的问题是，”警员安迪翻看自己做的笔录后说，“路易医生受人信任、是原本应该坐在帘后聆听告解的神父，而且显然最容易掌握修道院里某个人的身体情况。”

路易听到矛头转到自己身上，惊得直接站了起来，却一时说不出话。

“别激动，路易神父，您先坐下，”泽维尔说，“至于安迪警官，请不要过早断言，我们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药房里的记录和药物数量是一一对应的。何况，动机呢？”

“是呀，我跟这位修士只是点头之交，有什么理由这样做？”路易顺着这话为自己辩驳。他很感激地看向泽维尔，然而后者似乎只是公事公办，并没有回以哪怕一个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