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香港疫情的扩散速度更是远远超过杨星的前世，那位“超级带菌者”功不可没，鉴于他在民主派内身份不低，并且由于民主派对非典不了解而讳疾忌医，不愿妨碍他人的“人权”，结果让到处躲藏的他把病毒散布到了更多地方。

2003年1月，香港非典病毒疫情达到高峰，先是那位超级带菌者在某酒店乘坐电梯时接触的二十余人相继发病死亡，创下了非典流行以来单次病发最多死亡人数。紧接着民主派大本营所在的一幢居民楼里有数十人同时感染，由于该居民楼位于一个有将近15000位居民的花园小区内，卫生部门推断是由于受污染的水源导致传染，香港卫生署发布了前所未有的隔离规定，将此楼所在小区全部隔离在家中，最后这个居民区被查出共213名居民因感染非典被送入医院。

并且因为香港是自由港，人员来往频繁，非典还向周边的台湾、越南、新加坡等地扩散，这些地方都传出了新的非典病例，世界卫生组织面对非典扩散的严重性，第一次向全球发出sars警告，描述在内地和香港发生的非典，要求各地建立预警机制，及时通报。

非典开始时一直冷眼旁观的西方国家也坐不住了，由于加拿大传出首例非典感染病例，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命令，将sars添加到可以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进行隔离的疾病名单中。而这个名单最近一次更新还在大约20年前。

一时间非典（sars）大名让全球谈虎色变，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旅行指南，建议计划前往香港和广东的旅客考虑推迟不必要的旅行。而香港和内地多个城市的居民被迫呆在家中不敢外出，餐饮、娱乐、商场等服务行业因为要避免人群聚集遭到感染，生意一落千丈，经济遭受了巨大打击。

在精神和物质都面临严重损失情况下，民主派酝酿的大游行无疾而终。这时不少曾经支持民主怕的市民才醒过味来，发现前一阶段民主派为人权而放弃强制隔离措施，导致非典大流行做法是在是愚不可及，后悔不已的他们自然站到了政府一边，指责民主派是只要人权不要人命。

最让他们生气的是那位超级带菌者被港府抓获后送去强制隔离区，鉴于他到处散布病毒造成的危害，律政署想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名起诉他，但由于没有国家安全法，一时却找不到合适证据，结果被民主派聘请的律师团驳倒，无罪开释。

虽然法理上民主派扳回一城，但却大失人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少曾经反对国家安全法的民众纷纷转换阵营，权威统计结果显示，反对者该法的民众比例已经大幅下降，通过该法案时机即将成熟。

第六百五十三章 政坛风暴

而最后一根压倒民主派的稻草则依然是来自于香港保安处这个以前不显山露水单位的一份新报告。由于当初他们首先捅出了日本间谍企图破坏保钓运动的图谋，为了以防万一，特区政府授权保安处对于潜伏在香港的疑是间谍组织来了个大排查。

二战结束后，美苏在冷战中处于高度对峙状态，长期斗争中双方对于间谍行动都形成了一套互有默契的准则。冷战期间即使抓住了对方间谍也很少会立即处死，因为不可能只有你抓别人的份，而没有你的间谍不失手被擒的情况。更何况间谍窃取的机密往往事关国家安全，属于高度机密。所以即使偶有间谍暴露，大部分时间各国都采取谨守秘密，息事宁人的态度，等待时机彼此交换了事。

但随着冷战结束，以往的暗战规则彻底被破坏，就像中情局某位局长所言：“我们杀死了猛龙，但是还有一地的毒蛇要收拾。”现在是连大名鼎鼎的英国军情五局和美国国安局都需要登报招聘情报人员的年代，以往经验就过时了。

2003年3月10日，当香港非典大流行刚趋于平稳，香港保安处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掌握了香港民主派人士私下同英美驻港领事馆接触，提供立法会和政府保密资料的重大间谍案，这顿时让才小下去的香港政坛平地再起风暴。

香港保安处这个曾被视为政治处接班人的部门，由于回归后头上有中央驻港特派员办公室和国安局而一直被忽略了其防谍反谍功能，但最近接连宣布破获日美英间谍大案，使它声名鹊起，一跃成为香港政府明星部门。

本来外国领事宴请当地名流这种接待司空见惯，甚至可以说是外交官的主要职责，但保安处通过接受举报和秘密侦查发现，香港民主党等民主派头目和一些知名大律师、电台主持人以及媒体老板，不定期和美英驻港领事馆官员私下见面，将一些因该归属于香港政治安全的资料提供给对方不说，还接受了对方的政治指导和金钱贿赂，严重违反了外国势力不得插手所在地政治的外交原则，事态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