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们一前一后出门，我揉了揉眉心，准备去见一位意想不到的到访者。

“……女士。”我不知道她的姓氏，只好这样问，“你突然找我，是妈妈有什么话要转告吗？”

妈妈的管家坐在我对面，大约五十岁的年纪，长相寡淡，嘴角下撇，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尽管她曾被派来照顾安德烈很长时间，我住在山间那栋别墅的时候也有过接触。但我与她一向无话可谈，对她的记忆也仅仅停留在她深深躬身时的发顶，以及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

“再过两天，就是许先生你的生日。”管家说，“夫人无法当面为你庆生，所以我代夫人给您送一份礼物。”

我愣了半晌，像被人凭空抽了一耳光：既然如此不愿直面我的出生，何必假惺惺送什么礼物，难道是用来提醒我能活下来全靠她的奉献？

我几乎有点好笑地嘲道：“那可真是辛苦你了，替我转告妈妈一句谢谢，多谢她还记得我的生日。”

“孩子的诞辰是母难日，夫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她当然不会忘。”我说，“我出生那天，不也是她的耻辱之一么？”

管家抬头看向我，声音低沉：“许先生，你比预产期早出生近半个月，夫人在前一天上午进了产房，熬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零五分，经历二十多个小时才生下来，醒来后就问你的安危。当时她只有十八岁，本来不应该承受分娩的痛苦。你怎么能如此否定一位母亲的付出？”

我想反驳她，明明不是我让妈妈受到这种痛苦，明明我得到的只有漠视和利用，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我理解，要我原谅？